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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icon到访德国的国际和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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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确定了徒步到柏林的路线后,紧随而来的问题便是此次徒步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为此雪琳和我进行了一番商讨。我们讨论的结果:我们不仅要通过这次徒步来彰显过去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更想通过此次徒步敦促人们去缓和那些正在进行的战争所带来的尤其是儿童带来的创伤。

去年我从伦敦到德里(北爱尔兰)的徒步通过“拯救儿童基金会”为叙利亚儿童筹集善款,我曾经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去了贝卡谷地亲眼目睹了叙利亚儿童因为战争而遭受的苦难。去年的徒步,我们想方设法募集了五万英镑的善款。虽然我说“我们”, 实际上所有筹到的善款全要归功于我的太太-雪琳 。这次徒步之前,雪琳意识到:她的社交圈子里那些一年前为我的徒步慷慨解囊的朋友可能已经产生了“捐助疲劳”,所以这一次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慈善组织,不要对我们寄予太高的筹款目标。

选择慈善基金会的原由来自一次和商学院老同学的会面,他是个德国人,当我提到我要为“和平徒步”的想法时,他以一种玩笑的口吻嘲笑我:“你们英国人是不是就不能忘掉那些你们打赢了的战争?”我瞬间语塞。我知道我以前的徒步是在用一种沉默的方式抗议战争,我突然意识到:图片能够轻易战胜文字;当一个中年男性保守党政客决定从伦敦徒步到柏林时,这很容易被误读成“炫耀曾有的辉煌”或是“对过往成年旧事的责怪不休”,我开始忐忑不安,并终于和雪琳坦白了我的困扰。然而她的建议却让我豁然开朗,“那不如我们找一家德国的慈善机构为他们募捐吧”。于是我们上网查找,在置顶的搜索结果中我们找到了一家叫做奥伯豪森国际慈善机构,翻译成英文便是“和平村”的意思。

当我们进一步了解这所慈善机构所做的各项工作时,我们发现再也没有比这个和平村更合适的选择来筹集资金了,而我们也无需再为“募捐疲劳”感到担心。这份意想不到的发现非常鼓舞人心。

国际和平村从1967年开始一直在帮助那些由于战争或在战乱地区遭受不幸的无辜儿童。他们的三个主要工作领域是:对那些在战乱国家受伤或生病但无法治愈的儿童提供个人医疗救助;在战乱地区提高其医疗服务水平以及加强和平教育。

不仅如此,国际和平村恰好位于我计划的从杜塞尔多夫到亚琛的徒步路线上。 我于是尽我所能用德语(就像在用简化了的英语写作似的)写了一封邮件给国际和平村,我很快收到了和平村机构公关部负责人汉娜·罗曼(上面照片右)正面而友好的回复。汉娜迫切的鼓励我们去和平村参观并实地考察他们的工作,于是在7月13-14日的那个周末,我们踏上了去“和平村”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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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周末散居于欧洲各地的德国人似乎都为了在世界杯决赛中支持德国队而返回德国,飞往德国的机票非常昂贵且难以订购,好在我们最终如愿以偿订到了飞往杜塞尔多夫的机票。汉娜·罗曼建议我们也许应该与英国驻杜塞尔多夫领事馆接洽一下,打声招呼,以便为我们之后的徒步作准备,于是我依照她的建议提前联系了英国领事馆。我们非常高兴英国驻赛尔多夫领事馆总领事苏珊·斯普勒(上面照片左)专门抽出时间和我们会面,她居然还帮我们预定了酒店。我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杜塞尔多夫有如此强的英国存在,英国在杜塞尔多夫的存在不仅仅出于商业原因,而且出于对驻德英军的领事需要。目前在杜塞尔多夫有近15,000名英军士兵驻扎在那里,士兵的数量在不断削减,直到2019年将全部撤出。苏珊认为在那里的一些英国社团也许有可能会对我的慈善徒步感兴趣而予以支持。

我们随后从杜塞尔多夫出发乘坐火车向北经过一段短途的旅程到达杜伊斯堡,汉娜在站台上接应我们并驾车带我们前往“和平村”。我们到达:和平村“的时候正好是孩子吃午饭的时间,我们也被邀请加入和他们一起共进午餐。在目前被救助的250名儿童中,有大约180名儿童被安顿在和平村里并有24小时无微不至的照顾,另外70人被安排在附近莱茵河周围的医院中治疗。

当我看见那些受伤的或生病的孩子们时,我就仿佛看到了我的儿子马特和艾利克斯以及我的孙子马修,一种伤痛隐隐在心中发作,仿佛如刀子在戳一般。保护我们的孩子远离伤痛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然而任何一个因为子弹,地雷,激战或是武器而消亡的生命,都时刻提醒着我们负于了人类最基本的责任,那份对弱小,对孩童的保护。

正当我和汉娜交谈并强行咽回已经到嗓子眼儿的哽咽——尤其在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时候——我注意到那些较大年龄的孩子,往来穿梭为其他孩子递送分发食物,他们的年龄大概在11到14岁之间。我说,“在西方人眼中”,这着实不常见,“由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年长的孩子照顾年幼的孩子,这种情景在他们的国家很正常”。如果这一评论不出我的所料,那么接下来的情景的确使我大吃一惊。

当食物和药品被分发好后开饭前,整个餐厅顿时安静了下来。紧接着有许多洪亮而略微刺耳的声音喊着什么,然后一片整齐划一的声音紧接着在餐厅里响起:“和平!” 我惊讶于眼前发生的一切,急忙问汉娜发生了什么。汉娜解释说,和平村尊重所有孩子们各自的信仰,不会宣传其中的任何一个,在吃饭前孩子们会先用他们本国语言或宗教方式祈祷呼喊“和平”,然后一起用德语高喊“和平” 。这是一幅多么美妙而感动世界的画面啊!我简直要被这些来自不同国度却默契的在一起的小小躯体里所迸发出来的力量惊呆了。原来我们的世界还可以有这样特别的方式来分享各自不同文化中和平的含义,但又同时保存和尊重了各自独立文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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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组织所面临的一个持久难题是,他们往往会超越理性而变得更加敏感,他们因救助对象的遭遇而施以母亲般的照顾和保护,同时施加父亲般的严厉与纪律。和平村是一个百分之百由志愿捐赠资助的机构,每年需求的资金大概在五百万欧元左右。你需要一切能够将一个孩子健康照看的设施和其他条件(每年的花费非常巨大),为了使用好本已经稀缺的资金,和平村找到了持续发展的平衡点:他们让每个孩子在他们力所能及的时候承担一些和平村内的责任。此外,因为和平村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他们将重点放在向孩子们提供尽可能最好的医疗条件以及帮助孩子们痊愈后一定返回他们的家乡。

这令我想到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有个男孩在海滩上将搁浅的海星重新扔回海中。一位路过的老人向男孩指出他如此的行为只是在浪费时间,白费功夫。因为等到太阳落山,潮水退落之后,海滩上成千上万只搁浅的海星也终将难逃一死。然而这小男孩说,“那起码我改变了我手上这只海星的命运”。

 把病愈的孩子们送回家这最后一个环节虽然听起来很不错,但却是最艰难的一环,因为他们的家远在那些非常不同的国度,例如加沙,叙利亚,安哥拉,阿富汗或是伊拉克等地区。然而这便是和平村要面临的现实。由于德国严格的移民条件,如果这些孩子不愿意返回自己的国家,他们最初就不会被允许进入德国接受先进的医疗帮助,他们的父母和家庭是不允许与他们一同前往德国的。通过和那些照顾孩子的工作人员聊天,我感觉到这是他们所做工作中最困难的一部分。我们的心可以轻易被孩子们的笑容所融化,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护工、管理者、财务经理在这个和平村内所完成的惊人出色的工作,那么这个慈善组织根本不可能持续存在五十年,这一点非常重要。

雪琳和我离开和平村的时候深受鼓舞,我们“偶然”间找到了一个值得付诸行动的理由:当我们徒步走过那些过去曾经是战场的地方的时候,虽然对过去的伤痛无能为力,但我们至少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帮助那些被当今的战乱所伤害的孩子们,改变、提振他们已经伤痕累累的生命。

(本篇由 毛玉龙,张觅咪 翻译, 雪琳 校对)